朱光亚，一个已解密30年的名字。但由于其事业的特殊性，翻阅数十年来的国防科技史料，有关这位我国战略科学家、核事业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的内容少之又少。
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试验，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开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实施，中国工程院的组建发展，以及一系列至今仍处于秘密状态的重大科研成果，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不仅如此，朱光亚还是少有的“科技帅才”，不但科研水平极高，而且富有政治敏锐性和领导力，在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中承上启下、组织协调、综合平衡，被誉为“两弹”攻关的技术“枢纽”，作用无可替代。
回去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
朱光亚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与核事业的结缘也是如此。
1945年夏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撼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大军事实力、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蒋介石指示下属：中国也要做原子弹。通过遴选，年仅21岁的朱光亚被导师吴大猷推荐，成为当时公派赴美学习核物理的5位青年学生之一。
研制原子弹，朱光亚没有意见；但为了国民党政府，他不情愿。纠结中，朱光亚向我党地下组织征求意见并获得同意后，才放下心理包袱，与李政道等人一同登上了前往旧金山的轮船。
赴美后，朱光亚来到密歇根大学学习。其间，他各科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老师们都认为批阅他的卷子是一种享受。入学第二年，他还在国际著名科技期刊《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等两篇文章，在早期核物理学科留下了中国人的探索足迹。
但无论国外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多么优越，朱光亚内心深处的“乡愁”始终挥之不去。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朱光亚立即决定归国。作为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他把北伐时“打倒列强”的歌填上“赶快回国”的词，动员大家学成报国。同时，与同学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主题座谈会，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
1950年2月，美经济合作署为了挽留人才，向朱光亚抛出橄榄枝。清贫如他，却立即拒绝了对方的救济，并抢在美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动身前，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著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包括他在内，52名回国留学人员在信上签字。1950年3月18日，信件被《留美学生通讯》刊载，在全美中国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文字还传到了英国和法国，令那里的留学生备受鼓舞，后来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等人，就是受此感召回到了祖国。
犹忆朱光亚回国之初，我国国防科技建设尚处于准备阶段。按照组织安排，他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又作为翻译前往朝鲜战场参与停战谈判，再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培养国家急需的物理学人才……真正是“哪里需要哪里去”。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工作，朱光亚总是全力以赴、毫无怨言——在经历新旧两个社会、东西方两种价值观的强烈对比后，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已无以复加。
一生只做一件事
在钱三强的推荐下，1959年7月1日，年仅35岁的朱光亚走马上任，出任九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主要技术负责人。从此，他隐姓埋名数十年，在核武器这一关乎祖国命运的伟大工程最前沿，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一起，在高原、深山、大漠的艰苦环境中组织攻关。
在当时的科技人才中，朱光亚的工作层次最高，也最有战略性、全局性。20世纪60年代，我国核武器方面的重要文件基本都出自他手。在这些文件中，朱光亚科学地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明确论证了核试验的“两步走”战略，对党中央作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随后，他又高瞻远瞩，组织于敏等人攻破了氢弹难关。
然而，核武器研制不仅是一个科技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此，朱光亚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赓续发展做了大量准备。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暴露出有核国家妄图通过禁止大气层核试验阻止他国发展核武器的阴谋。风雨欲来，朱光亚当机立断，提出将核试验转入地下，并先后组织突破了相关核心技术，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得以继续推进。
20世纪80年代，美、苏又开始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朱光亚意识到，核试验难以长期进行下去，必须转变思想，重新抢占机遇、赢得战略主动。最终，我国于1996年7月28日完成最后一次核试验，次日即宣布暂停核试验。9月24日，我国第一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世界核军备控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转眼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朱光亚再次审时度势、把握机会，在全球高科技飞速发展的大势中，组织领导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他不但对具体项目的设立、研究内容与发展方向提出看法，而且直接负责航天技术领域和先进防御技术领域的领导工作，有力推动了国家战略高科技的长期发展。
此外，他还参与指导了我国第一代近程、中程、远程、洲际战略核导弹和潜地核导弹，以及核潜艇的研制，组织领导了多次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的制定。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他推动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促进相关技术不断开发……
正如朱光亚所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围绕一个“核”字，他将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祖国。而在从事秘密科研的数十年间，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人们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感人故事。
“朱光亚星”永远闪亮
朱光亚独特的人格魅力，来自于他严谨细致、追求真理的学者之风，也来自于他有勇有谋、冲锋在前的大将之风。
早在核武器研制工作之初，朱光亚的认真负责便有口皆碑。在组织指导核试验时，朱光亚更是事无巨细。1971年，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险情，在他的提早准备、果断抉择下化险为夷。那一天，飞机需进行核弹空投，但飞行员尝试了3次都没能将弹体投出，更严重的是飞机燃料即将耗尽，必须马上降落。现场的人员都紧张极了：一旦飞机坠落，或弹体在飞机着陆过程中受到大幅冲击，核爆炸在所难免。万幸的是，作为现场最高领导的朱光亚心中有数。按照预案，他指挥大家撤进防空洞，自己与几位同志留下，指示驾驶员带弹返航。最终，飞机和核弹都平安降落。据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杜祥琬回忆，落地时，弹体离地面只有10厘米。
平时，只要没有其他工作安排，朱光亚总是守在核试验一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科研人员需要对爆炸灰样品进行测量。而当时的实验条件很差，相关设备装备能否抵御如此高剂量的辐射，谁也说不准，大家都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到了正式操作的那天，工作人员惊奇地发现，朱光亚竟然也来到了实验室，并且始终站在他们身后。中科院院士王乃彦回忆此事时不禁说：“他亲临现场，和我们一同置身在较大的辐射剂量场中，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后来，朱光亚在指挥地下核试验时，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也冒着污染和塌方的危险，钻进坑道观察现场。
这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呀！但朱光亚从不提及。保密的要求、低调的作风，使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远离公众视线，仅和少量亲友联系。即使在身份解密后，朱光亚也从不宣扬自己。1996年初，某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朱光亚的名字自然在内。但在申报审批时，他抬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据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回忆，一次，清华大学要为23位“两弹一星”元勋出一本传记，在这本数十万字的书中，朱光亚只提交了一篇不到6000字的《原子弹综述》，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写自己。
2004年，朱光亚80岁生日时，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朱光亚星”。在命名仪式上，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
如今，朱光亚已经离世10年。人们追忆他时，常会提起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一首诗：
“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通往那儿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
是啊，有些人即使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精神仍然永存。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1年第9期）